劉耀中｜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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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達，1930-2004

◇原文刊登於《新大陸》詩刊 2003年4月75期

劉耀中，美藉華裔學者，水源工程師，文化評論家。1934年生於廣東省中山。畢業於南加州大學土木工程系。1983年以來撰寫了大量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方面的評論，在美國、香港、臺灣和大陸發表，並在大陸出版了《榮格、弗洛伊德與藝術》、《新生代的視野：一位美藉華人談西方文化》、《詩人與哲人》等書。

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介紹

劉耀中

前言

　近年來西方文學理論很為複雜，而早已變成了一種專門學問，影響及至大陸、香港和台灣。北京的《讀書》及台灣出版的雜誌如《當代》、《中國論壇》、《聯合文學》和已停刊了的《文星》，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差不多每期皆有關於文學理論的文章。文學理論的演變已由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而衍生出一種極為時髦的世界觀念：“後現代主義”。在美國的大學中幾乎每一個教文學的老師，都要懂一點理論──Struc-turalism結構主義、Deconstruction解構主義和Post-Modernity後現代思想，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才可使學生信服，有些吃香的文學理論大師的每年薪金竟高達十多萬以上。

福柯，1926-1984

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來龍去脈

　存在主義自從沙特去世後已不太吃香了，繼之乃李維史特羅斯的人類學結構主義。巴黎一個哲學大師M.Foucault福柯竟然利用結構主義方法來論權力與慾望，一時名聲大噪，人稱他的學術為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幾年前福柯死於愛滋病，今天在巴黎執哲學和文藝理論牛耳的大師是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猶太裔教授 Jaques Deride雅克．德里達(1930年生)，執教於巴黎高級師範學院，他也是加大爾灣分校的教授，每年只講一次課。德氏認為李維史特羅斯和福柯的結構主義已達到白熱化，而結構主義的真正鼻祖榮格C.G. Jung的無意識心理學的結構仍然是模糊的，所以德里達要退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領域而採用另一種戰略Strategy來搞哲學。他稱自己的方法為Deconstruction（解構主義），大膽地提倡把哲學視為文學，而擬將西方哲學解構。當代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認為德里達結束了哲學，而布迪厄結束了西方歷史！

何謂解構主義

　德里達的主要影響來自尼采、胡素爾(Husserl)的現象學和海德格(Heidegger)的存在主義與解釋學(Hermeneutics)，次要是來自拉康巴塔耶(George Bataille)和雅科布松。

　因為德氏是法國知識份子，受法國傳統哲理思想影響頗深，如笛卡兒、索緒爾(F.De Saussure)、卡繆、巴特(R.Barthes)。他們的哲學總是符號意義的追求和“我思故我在”的自我武斷態度。德里達和弗洛伊德在思想上有些緣份，因他兩人都是猶太裔，弗氏是在心理學上發現“無意識”的其中一人，便以失言為證明，認為西方思考太注重意識而不可能擺脫潛意識的支配，他接受了拉康(J.Lacan)的以語言為“無意識”的結構理論。欲打破例如近代語言學和記號學加上結構主義後能透過二元對立符旨的相互運用，但總是在意識範圍內的，不但不能達到巴特所說的經驗Jouissce（高潮，英文orgasm）。反之，據保羅德曼Paul De Man 的發現，上帝已經不在，作者的精神已上升到一個令人眩暈的高度；這就是解構理論說的“作者已死”著名的一句話。

　意識乾燥則需要補充物，在這點上，德里達的理論是帶著榮格心理學的色彩的。德氏借用猶太神秘主義，以文字the word為支配榮格的“原型”心理學 Archetypal Psychology，德氏稱之為Logocentrism；更進一步，德氏謂西方文明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而演成陽具崇拜。西方文明因此是以陽具為中心的發展，他大膽地指控西方為Phallogocentrism，此舉使學者們為之譁然。解構主義就是把西方文明削為以自我為中心的陽具崇拜。但是拉康的精神分析未有發展到超越弗洛伊德1905年前的理論而停頓下來，拉康的學說早被精神分析會否定和革除了他的醫生牌照。德氏的學術總是模糊的。

輔體和主體的理論

　由於以自我和陽具為中心的文字邏輯文學缺少了陰性，榮格說是缺乏靈魂(soul或曰anima)，所以德里達提出陰性輔體才是主體（西方的婦女解放思想家特別喜歡該點）。“主體”需要“輔體”的補充才能完整，這就是德里達著名的“補充的邏輯”，認為女人就是真理(True is a woman)的說法。

索緒爾，1857-1913

解構主義語言學：

索緒爾和“延”與“異”

　索緒爾認為語言的意義來自讀字的不同聲音而產生不同的意義，例如：“敬”與“驚”、“人”與“仁”、“血”與“雪”；在英文內如pen與pin，pen與penis同音，用筆寫作乃phallogentric之舉動，是以陽具（筆）為中心的。德氏發現意義的變化隨讀字時的發音不同而轉變，所以英文字的“異”(Difference)和“延”(Deferring)只是字音有些不同，其實意義是相連的。因此，作家或詩人寫下來的每一句皆有“延／異”，那是說作者寫作後，一定要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讀者讀後也要相當的時間，才可弄清楚作者的意思。為免產生矛盾，作者應在他的作品內進行兩方面的工作──結構和解構，避免被文字所支配，這就是德里達著名的解構主義！

作者要解剖自己的作品

　德里達要求作者解剖自己的作品，那是最最痛苦的工作，他的名著Glas（暫譯為《墓地鐘聲》），書內把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和法國一位曾經是強盜和同性戀的作者基尼(Genet)的作品作比較，以此否定黑格爾的人格，認為黑氏比不上基尼！德氏在另外一部著作《郵簡》(Post Card)中，把西方哲學從蘇格拉底至弗洛伊德加以解析，在結論中認為全部西方思想的結構皆是以自戀和自我為中心的主義Phallogocentrism。德氏並否定了西方的敘述和形而上學。

德勒茲，1925-1995

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

　解構主義帶來的後果是把現代主義變成了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現代主義的大師有法國的李歐塔(J.F. Lyotard)、布迪厄(J.Baudrillard)、德勒茲(Deleuze)和英國的伊格頓(T.Eagleton)與美國詹明遜(F.Jameson)。英法學者的馬克思主義是受了諾思替影響，他們是自1968年學運後崛起或受該運動影響的左派急進人物。自從解構了西方文化之後，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缺點是在一個無名的神旨下大過發揮生產力，產生副作用，社會財富不均也不公平。資本主義的彼岸，共產主義也產生大同小異的社會現象──太過自由或專制皆影響法治。李歐塔寫了一部小書名為《後現代的社會》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引起不少爭執，影響頗鉅。繼馬克思的《資本論》後，尼采宣告西方文明破產以及上帝之死亡，科技和工業之發展只助於模擬(Simulation)。布迪厄認為美國就是這樣的文明：相繼歐羅巴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向西部發展，他說美國人過於用勞力支配了世界，他稱之為“過度的現實”(Hyperreal)。美國發展的邊緣城市就是洛杉磯。橫過太平洋則是中國大陸了。布迪厄指出洛城乃一座過度現實的城市(The City of the Hyperreal)，在洛城什麼都是特大的，地方也是特別廣闊的，而華人在洛城似乎是扮演著中西文明摩擦的先鋒隊。

上帝己死、哲學已死、作者已死和文學已死

　電視乃後現代的主要媒體（近十年來發展的電腦網路也是），正如曾是天主教徒的麥古里汗說過“傳媒即是訊息”(Media is the message)，在大量生產和消費主義的社會中，訊息即是指揮，誰控制了媒體，誰就是指揮者。無怪政府和學院皆以後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為洪水猛獸，非要批判和控制不可！在後現代眼內的世界已非有上帝哲學和文學的世界了，而是一個多元、監獄、享樂消費、愛滋病、失業、人變獸、無家何歸和貧富鬥爭時代，人沉淪成一副戰爭機器，和遊牧民族的時代幾無分別。許多海外的華人作家，和西方的墮落者一樣，在卜茲華及種族歧視壓迫下成為次等白人而掙扎：斷了根、錯位、鬱結，為爭取次席的文化戰爭。至於逃避者則演功夫或扮諧角，更甚者則沉溺在風水、方術和迷信之中。

作者再生

　幾年前福柯死於愛滋病，德勒茲自殺，李歐塔病死，巴特早於1980年已死去，解構主義的一個鼻祖保羅德曼曾在第二次大戰時與納粹合作，死後才被發現。一大堆他寫的反猶太人的文章出版後，人們皆認為解構哲學含有希特勒納粹主義，對德里達很為不利，解構主義因此被指為顛覆份子，成為學院中的過街老鼠。最近，有人問德氏關於他對德曼的意見和解構前途，他幽默而尷尬地答：“或許作者再生已有可能”。其實，德氏走向的是文本享樂主義式的逃避，卻自圓其說：除文章本身之外皆不足道，而不予考慮文學追求確切性。

雅科布松，1857-1913

解構解構主義

　俄裔旅美語言學家羅馬．雅科布松(Roman Jakobson, 1886-1982)在研究兒童語言與失語症的矛盾，收穫(1941)同時暗示現代人的異化、慾望和追求與精神分裂的牽連，“後現代”人的精神病Psychosis和精神病Neurosis的關係有不同的恐懼和情結。雅氏的學術頗受弗洛伊德和榮格的啟迪及影響。

　雅利布松的詩理論和榮格的分析心理學所說的情結有密切的闗係，雅氏認為在修辭中運用隱喻與轉喻能夠適當地解釋二種失語症：“第一種是相近語詞的組合性失調而產生的隱喻性表達，表現為沒有語法；第二種是相互關聯的類似性詞的使用失調，表現為轉喻”。雅氏把自己所提出的“隱喻與轉喻”理論與索緒爾有關“範例與句法”的理論結合起來，而構成了他自己的詩理論。

　按照雅氏的詩創作原則，語言可以在二個方面進行建構：水平線上的音素和可以合成句子的語詞。例如，貓兒坐在墊子上。從垂直面來看，在這時可以選擇的相等語詞是：“貓兒”可以改稱為“咪咪”，“墊子”可以改稱為“地氈”。語言的詩創作表現力，來自於對相同類別語詞的語詞選擇與語詞聯合，由此而吸引人們去關注意義之間的聯繫以及獲得更多的聯想。和諧性是詩創作的基本原則，它表現在語音、語詞組合以及思想表達等各個方面。這種和諧性的意義也可以在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的共時性理論中表現出來：同時與貫時，詩作有如點菜和下象棋一樣。

　雅氏認為修辭的用法相當於巫術，主要的有隱喻，次要的有轉喻或換喻及舉隅法的提喻，無端的詆毀和唱反調。雅氏還指出作家的心理表態主要有兩種：浪漫主義的作家常用隱喻來歌頌大自然或上帝或某個偉大人物；寫實主義的作家常用轉喻和舉隅法來表達他們的異化失樂園情感。

　德里達受了雅氏的啟蒙就不接受柏拉圖與盧梭所持語言為寫作之要的觀點。柏拉圖認為寫作乃一醫治精神病的麻醉癮藥方；盧梭和索緒爾則視語言為一種社會現象，包括有同時和歷時性，言語和語言的不同系統和結構，能指和所指的符號中的距離有時很遙遠。法國紅衣主教說過：叫某個作家寫兩三，句我就有辦法把他放在獄裡。有了以上的文化背景，因此德里達能說說話勝過寫作。拍拉圖的藥和寫作的隱喻，暗中指控了西方的作家們一向是販毒者。雅科布松在索氏之後的突破是西方文學和科學的歷史重大關鍵。德里達的敘述的奇異使他頓然間成為文化爭議人物。

　羅蒂指出解構主義是一找尋失敗的企業，是一不了了之的爭吵，從而產生一場文學鴉片戰爭。

　耶魯大學曾是解構主義的大本營，德里達和德曼皆執教於此，自從德曼的名聲掃地與德里達和其他支持德曼的學者退職後，崛起的教授猶太人詩評家布魯姆(H.Bloom)引用弗洛伊德發現的奧地帕斯戀母殺父的情結，說每個詩人都有抄襲前輩作品的嫌疑，詩人為了消滅他自己的焦慮和罪行，而故意誤讀或修改前人的作品。這就布氏1973年名著的題目《有影響性的焦慮》 (Anxiety of Influence)。雖然布氏只明指詩人，但明顯地，作家也逃不過他的指控。1988年他拋出一部兩吋厚的巨著Poetic of Influence(《詩情的影響》)，引用弗洛伊德1939年的著作《摩西與一神教》，說摩西本是埃及王子，他在領導猶太人出埃及後，在西奈的一次叛亂中被部下謀殺，以後猶太人的罪行感傳入了西方。布氏利用猶太人最有挑戰性的盧利亞( Issac Luria)牧師所創之喀巴拉派的神秘分析方法解構了聖保羅的書信和聖約翰的《啟示錄》，指出他們的反猶太風俗習慣──潛伏在西方帝國主義偷來的文化意識和傳統內。布氏的經典文學選擇，近有不列顛學者指之為Bardatatry崇拜沙翁。解構大師不能超越文化價值和語言框框，否則他們只不過是煮鶴焚琴，像羅馬皇帝尼祿焚城彈琴高歌而已。

哈羅德.布魯姆，1930-2019

輔體和主體

　從上述的輔體和主體之間的由來，進一步看中西文化關係和海外華人的“異化”感，有大同小異之處。以我們民族精神為中心在西方如何生存，在思想上是有矛盾的。我們能看到“延”與“異”之別。雖然人與社會的糾結往往是非常複雜的，很不容易看得清楚。中國文學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傳統，若我們能居高臨下宏觀世界的一切，也許西方文學是輔體，而中國文學始終是主體，我相信中國的許多先哲，從理論到實踐是非常豐富的，比西方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點大多數學者會看得越來越清楚，也許21世紀領先的會是中國文學呢！拙文是寫給愛好用中文寫作的華僑子弟們：我們一方面研究西方文學，一方面發揚中國文化。若能如此，則知己知彼，自然百戰百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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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 陳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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